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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是如何成为邪恶化身的世人如何评价慈禧

发布时间:2021-02-01 11:09:30 阅读: 来源:ktv茶几厂家

慈禧是如何成为邪恶化身的?世人如何评价慈禧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画家黄中羊作品《慈禧与四个御医》——他们不能朝太后脸上看一眼,也不能触及太后的皮肤去把脉。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清宫秘史》剧照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

“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

展览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八大臣辅政,那拉氏心怀不满”“策划于离宫,点火于北京”“为搞政变,夺取兵权”“利用历史,大造舆论”“政变成功,粉墨登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成年,慈禧假交权”“立小傀儡,为掌大权”“心毒手狠,独自专权”“囚禁光绪,公开训政”;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卖国贼”,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一上台就加紧勾结帝国主义”“那拉氏在中法战争中的卖国罪行”“那拉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卖国罪行”“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那拉氏的卖国罪行”“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那拉氏在日俄战争中的罪行”“那拉氏崇洋媚外的丑态”“那拉氏出卖了我国大量主权”;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个刽子手”,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那拉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行”“那拉氏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罪行”“那拉氏镇压戊戌变法的罪行”“那拉氏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罪行”;

第四部分是“那拉氏是个吸血鬼”,《讲解稿》指出:“那拉氏集中了一切剥削阶级贪得无厌、荒淫糜烂的本性。……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卖儿卖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拉氏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达到了极点。”(《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第五部分是“历史车轮不容逆转”,讲解员器宇轩昂地说:

“在那拉氏掌权的半个世纪中,我国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糟蹋得不成样子。看,(指照片)他们疯狂镇压我国人民革命,枪杀我无辜人民,强占我领土。这个时局图是当时的一张漫画:黑熊代表沙俄,强占我东北大片领土;狮子代表英国,占据长江流域;蛤蟆代表法国,占据两广和云南;太阳代表日本,它控制着福建,并霸占着台湾;老鹰代表美国,它恶毒地抛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侵略政策。……”

“同志们,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那位氏统治的四十多年,把我们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如果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我们国家就会很快走上历史的老路,劳动人民就要重吃二遍苦,重爱二茬罪。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1980年,国内重印民国小说家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在出版说明中,也对慈禧做出这样的定义:“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卖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慈禧太后演义》一书……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建王朝没落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抗历史潮流,螳臂当车的阴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伎俩,以及朝廷宫闱中争权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见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从一个审判台押赴另一个审判台,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经过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终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艺术作品中现身,无论是刘晓庆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卢燕演的《末代皇帝》,还是吕丽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战》,都是标准的反派。

但是,那张经过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经不再属于慈禧本人。

【二】

坏人也是人,犹如坏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叫《帝国的毁灭》。这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讲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这部影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个不断咆哮的战争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轻声细语的“做梦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秘书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谢。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真实回忆《直到最后时刻》。

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国上映后引起极大争议,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恶魔,是否有必要拿他当人看?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但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部影片无疑都是一个进步。坏人也是人,他们所谓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出于义愤地声讨“坏人”,这无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声讨,容易使人放弃了探究的职责。

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慈禧早已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样情况下,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都会被视为扰乱视听。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为谁“辩护”或者“翻案”,更非滥用同情心,而是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让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性穿透那些简单化、平面化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浮现出来。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本质即在于求真,假如将历史简单化、平面化,岂不与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陷入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为本文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中,找来了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先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读之,颇有不谋而合的兴奋。现照抄几段,算是为自我提供一个佐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对慈禧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从此国人对慈禧的评价贬多于褒,立场与一些清末外人迥异。康、梁没有见过慈禧,言辞间难免夹杂主观之辞。康格夫人、卡尔、华士等外人则同慈禧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的言论,姑且勿论如何主观,流于片面,至少还有亲历的经验作为根据。他们都说明,慈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雍容、优雅、体贴、慷慨、慈惠的一面。这不像是慈禧专为讨好外人伪装出来的模样。”

“任何读过同治、光绪两朝重臣翁同龢日记的人,都会察觉翁笔下的慈禧,性格确有阴柔、祥和、甚至软弱的一面,与外人的记述吻合。若通以阴谋视之,谓都是慈禧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瞒天过海的本领,能否数十年如一日,丝毫不露破绽?……人性本来复杂,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史学研究着重多元脉络的探索,个人禀赋、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日后际遇、社会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很难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认同,解析不等于维护,当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慈禧的一生时,这是不宜忽略的基准。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实的真相。外人对慈禧的颂扬,虽或失诸偏颇,却有一定的备忘意义。”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多时。对慈禧的历史评价,似乎已早有定论。其实,离开了正邪、善恶、好歹、是非等一般认识范畴,尚有辽阔的灰色地带需要探索、审视、勘定。”([加拿大]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20001705z。)

随着世事的流变,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关于慈禧的展览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点点消散了,变成客观、平静的中性叙事。1999年,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神户、横滨、名古屋、福冈、大阪等地举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自贡举办“慈禧生活艺术展”;200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慈禧太后与末代皇帝展”,单从题目上看,曾经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转化为中性的历史叙事。我找出当年的展览目录,发现里面包含着指甲套、把镜、梳具、化妆盒、胭脂盒、粉盒这些细小的用品,还原出一个女人生活的唯美与精巧,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那么的爱慕虚荣,然而,读完她的悲剧,又有谁敢沾沾自喜?

作者:祝勇,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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