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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董登新全新退市制度将引发A股估值革命

发布时间:2020-10-17 01:26:45 阅读: 来源:ktv茶几厂家

董登新:全新退市制度将引发A股估值革命

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并首次设定了创业板退市标准,该规则将于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创业板退市制度(正式版)的发布,给A股市场带来了一场观念性的革命。在随后的两个交易日,创业板分别大跌了5.25%和1.29%,与此同时,主板的许多垃圾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挫。  事实上,目前甚至在未来两年内,创业板公司可能仍不会出现退市风险。因为创业板成立还只有两年多时间,再加上这些公司IPO时普遍存在严重超募现象,更何况目前只有一家公司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因此,至少在两年内还不会出现符合退市标准(比方连续三年亏损、净资产为负数)的公司。尽管如此,在退市制度发布后,为什么创业板个股会出现普跌,而且主板的垃圾股也出现了大跌?  创业板个股普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创业板个股普遍都是小股本“袖珍股”,而A股市场估值一直以来却习惯按股本大小排序,因此,整个创业板估值严重偏高,并存在较大泡沫成份。退市制度出台后,这一惯例将被打破,盈利能力及成长性将拉开股价差异性,为此,创业板整体估值重心下移成为必然。第二,针对主板退市制度的重大缺陷,创业板明确规定,不再允许亏损公司借用“非经常性损益”来玩弄“扭亏为盈”的把戏,并且明确杜绝炒壳重组游戏,如此一来,垃圾股的暴炒与投机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和打击,整个创业板估值水平也会比照下移。我们坚信,在二级市场这一比价效应的直接作用下,新股发行“三高”现象必将得到自动缓解。  然而,在主板退市制度改革方案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为什么主板垃圾股也会出现普遍下跌呢?根据证监会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的工作安排,主板退市制度改革方案最迟将在今年6月推出。尽管新制度尚未面世,但人们坚信主板会直接复制或引入创业板退市标准,这也是世界惯例,比方,纽约证交所与NASDAQ的退市标准在设计理念与外形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改革后的主板退市制度一定会引入净资产为负的退市标准,同时也会禁止 “非经常性损益”对“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规则的人为操纵,如此一来,不难预料,35只净资产为负的主板上市公司,除了退市,将别无选择;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净资产虽为正数,但每股净资产低于面值(1元)的垃圾股,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采用“非经常性损益”的人为操纵手法来规避退市风险的,在采用全新的退市标准后,这些游戏手法将作废,为此,将有大量垃圾股自动进入“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的退市程序,而且这批垃圾股极有可能率先沦为1元股,直至最终退市。正因如此,才出现了近期许多投资者集中抛售这些“准退市股”的壮观场面。  由此可见,我们的投资者并非真正的傻瓜或赌徒,他们深深懂得游戏潜规则的奥妙。既然制度存在漏洞可钻,他们当然要钻;制度既然允许赌博,他们当然就是赌徒。现在制度出现重大变革,原有的游戏规则彻底被打破,因此,他们必须超前而动、规避风险。很显然,全新的退市制度必将颠覆投资者的传统观念与陈旧思维,这种观念性的革命必将恢复股市估值理性,还原股价信号,并将重新激活股市优胜劣汰、资源配置功能。到那时,新股发行中存在的“三高”现象将迎刃而解、自动消亡。  欺诈上市是IPO环节的犯罪,它不属于退市制度的职责范畴。因为即便是欺诈上市,只要它达不到退市标准,就无法让它退市。然而,作为既成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应该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或民事责任,并可以让责任当事人牢底坐穿、倾家荡产。但绝不能将欺诈上市与退市制度胡搅蛮缠在一起。  退市制度的功能与作用不能泛化。凡是在证券市场上的金融犯罪,都应该交由专政机关处置,让犯罪嫌疑人承担各自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而欺诈上市是新股发行(IPO)环节的犯罪,我们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对犯罪分子进行严惩,而不应该交由退市制度来越俎代庖。  用退市制度惩处欺诈上市,既是制度越位,也是司法无能。因此,主张采用退市制度惩处欺诈上市,是十分错误的想法和主张。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对于没有工资收入、只有一处劳务报酬所得项目且收入较低的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税负偏重的问题。(新华网4月26日)  关于我国劳动报酬个税税负是否过重,一直争论不休。大多数劳动者一直呼吁降低税负,但一部分学者特别是税务学者,却强调中国劳动报酬税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致决策层在减税上犹豫不决。  笔者认为,4月中旬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一季度经济季报中提到的中国劳动者税负问题可供参考。这份季报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稍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较之于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则超出近一倍。该报告的计算项目包括:雇主实际负担的劳动力成本和雇员实际税后工薪所得(含政府福利项目取得的现金收益)之间的差额,其算法为(总劳动成本-净工资收入)÷总劳动成本。总劳动成本和净工资收入之间的差额,涉及个人所得税,也涉及社保费等内容。世行这个算法与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切身感觉基本一致。这就是许多工薪阶层感觉账面工资总额并不少,而实发到手的工资却相差一大截的原因。  税务总局坦承“只有一处劳务报酬所得项目且收入较低的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税负偏重的问题”,这为下一步降低劳动报酬税负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坦承”之后,尽快采取降低劳动报酬税负的实际措施。  首先,“劳动报酬税负偏重”且“收入较低的人存在税负偏重”问题,这折射出我国税负结构的不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居民工资占GDP的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逐年下降到47%。而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1978~2008年,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不仅牵扯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关系到利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其次,现阶段减税特别是减轻劳动报酬税负过重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急迫性。我国经济已连续5季度下滑,宏观经济形势面临异常困难的局面。扭转这种困局,大举投资和出口的效果并不明显,刺激消费、启动内需成为值得期待的手段。启动居民消费,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外,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幅减轻百姓税负,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潜力最大、消费倾向最高,大幅减轻劳动报酬税负,将会大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以说,它既维护了公平正义,又缩小了收入差距,还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在笔者看来,促进税负公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一定要在初次分配上做足文章。说到底,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才是减轻劳动者税负、提升劳动者收入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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